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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忠教授與其鄉賢劉坦
來源: 中華讀書報2019年4月24日7版 發稿時間:2019-05-03 00:14

  楊豔秋

 

《中國古代紀年叢考》(全四十四冊),劉坦著,武清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28600.00元

  非常榮幸受邀來到天津武清參加這次會議,我想表達對武清學人劉坦先生的深深崇敬和欽佩,而這份崇敬和欽佩不是因為這次參加會議才有的,可以説,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對劉坦這個名字,我都非常熟悉。而這,緣起於我的導師,喬治忠教授,因為劉坦是來自他家鄉——武清。

  大概1997、98年的樣子,我師從喬老師攻讀博士學位,喬老師送了我兩本書,一本是他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述要》,一本是楊翼驤先生的《史學史資料編年》。在談起《史學史資料編年》的時候,喬老師講了劉坦的故事,大意是他的一位同鄉,在偏僻的山野裏寫了一本書,解決了《史學史資料編年》明代史學中一則史料的系年問題。當時他説,可惜這書,太高深,大家一般都看不懂。後來,喬老師又講他的武清同鄉以一個布衣百姓的身份,受到郭沫若的賞識,參加國家級的第一屆中國自然科學史大會的傳奇,我才稍稍關注,知道這位武清學人的姓名是劉坦,那本書是劉坦先生的《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我感覺,喬老師對劉坦先生念念不忘,一直想弄清楚劉坦先生的事蹟,他生活的點點滴滴,着力表彰他的學術成就。因為年代學艱深難懂,而且事説紛紜,難以查證,這件事做起來很難。2013年是楊翼驤先生逝世10週年,南開大學召開紀念會議,會議期間,我們有過一次長談,喬老師説,退休後他準備買一個高級相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自己的這位武清鄉賢表彰出來。當時的感覺,喬老師對劉坦先生已經很是狂熱。

  2015年7月1日,喬老師寄來他的《述願》一詩,他在信中説:“近鑽研鄉賢劉坦事蹟學問,因由感觸,得詩一首,發於附件”,這首詩就是寫在《中國古代紀年從考》序言中的那一首“多年夙願在心房,為有鄉賢待闡揚”。此後喬老師在北京多方查找郭沫若先生與劉坦的通信,還多方瞭解《中國古代星歲紀年》最初的出版情況。《中國古代星歲紀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由於我在北京工作有年,他託我從科學出版社瞭解情況,我即與現在的科學出版社歷史分社負責人李春伶女士聯繫,希望獲得當年《中國古代星歲紀年》出版情況的線索,我現在還保留着李春伶女士的兩封郵件。

  2015年9月17日,李春玲女士發信給科學出版社總編吳瑰琦:

  吳總編:您好。

  南開大學歷史系喬治忠教授在研究他的鄉賢劉坦(天津武清縣人)。劉坦1954年曾向我社投稿《論星歲紀年》,1955年8月我社出版了該書。1957年12月更名為《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再版。喬教授的關注點是,劉坦本是農民身份,科學出版社號稱科學家的出版社,早年對出版作品的遴選非常嚴格,背後有何故事?當時的審稿情況如何?如何做的出版決定?是否有郭沫若的支持?喬教授希望我們能夠提供研究線索。您是社裏的元老,請您給我一些指點。謝謝您。如下是喬治忠教授的簡介,供您參考。

  2015年9月18日,李春伶又發來覆信:

  所詢劉坦《論星歲紀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一事有如下進展。我社老總編吳瑰琦因為進社較晚不知情。他推薦我聯繫了我社目前健在的另一位老編輯吳鳳鳴先生(地質學,今年90歲),他1955年時在科學出版社第三編輯室做地學方面的編輯工作。據吳先生回憶,天文學方面的編輯出版業務在第一編輯室,當時的責任編輯是席澤宗先生(天文學,中科院唯一一位科學史方面的院士),現已去世。1954年8月中國科學院編譯局與龍門書局合併成立科學出版社,席澤宗先生由中科院編譯局進入新成立的科學出版社第一編輯室。吳鳳鳴先生推斷劉坦的作品《論星歲紀年》應該是席澤宗先生從編譯局帶過來的選題。五六十年代科學出版社一方面出版國內作者的學術著作,一方面出版翻譯後的蘇聯學者的學術著作。當時國內學術作品不多,一般編輯碰到具有一定學術水平又能滿足出版條件和社會需求的作品都會申報選題,審核委員會通過後可以出版。如果尊師想要繼續瞭解,吳先生建議他是不是可以向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查查席先生的相關情況。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成立後,席先生就離開了科學社。以上資訊,僅供參考。

  我將這一信息轉呈喬師,9月22日回信説:“來件收到,代我感謝那位朋友的提示和幫助!但從席宗澤先生那裏恐怕也找不到線索,因為席先生那時地位較低,即使接觸也是例行公事,無決定權。而我要找的是誰幫助了劉坦出書、參加會議,這非有郭沫若的直接材料不可。席先生與竺可楨有聯繫,我已經從《竺可楨日記》裏找到資料。”

  以上,是喬老師在表彰鄉賢之路上的掠影,我知道這個過程是非常繁雜、瑣碎和艱苦的。2018年12月9日,我和喬老師在上海蔘加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中心”成立大會返回,在虹橋機場的候機廳中,喬老師再次以劉坦為主題與我長談,他講到這些年來表彰鄉賢的艱苦,近來在《中華讀書報》發表的文章,以劉坦為題做的幾場講座,還有劉坦影印手稿的出版,特別談到,劉坦先生早年發表於報紙的文章被找到,他的喜悦與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我讀過喬老師的文章,也查閲過武清文史資料中劉坦的事蹟,劉坦先生是一位“窮居鄉野,潛心著述”的學者,他的一生極具傳奇色彩。他以個人之力,進行艱苦的學術研究,以一個鄉野學者的身份,參加首屆自然科學史大會,在《歷史研究》這樣的頂級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出版“星歲紀年”這樣卓絕的研究成果,他所達到的成就,是現在擁有現代化條件的研究人員也難以企及的。與平淡生活相對的,是他心中對學術研究的執着和熱情。劉坦先生曾經評述自己“於學問之道,未敢或忘”,他的確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這句話。他將一顆毫無旁騖的赤誠之心投入於學術研究,矢志不移,終身以之,不因貧苦而改變,不因戰亂而放棄,不因成就而驕傲,不因病痛而轉移,直至病逝,在他的枕下,是未完成的《三五通考》。閲讀文章、文獻至此,怎能不對這位武清學人肅然起敬,確如先賢所言“人物所生,載光郡國”。

  劉坦先生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我覺得現在這部《中國古代紀年叢考》本身也是一個傳奇,由於文稿的散佚,這是劉坦先生千萬字著述中的大部分面貌。這套與眾不同的四十四冊的著述,它的誕生,相對於作者的傑出成就,是以近一個甲子的寂寞為前提的,其間藴含着一位天才歷史學人的學術品格和學術精神。我沒有閲讀過劉坦先生的原著,但通過閲讀已發表的文章,我覺得除了他淡薄名利,潛心學術的精神,敢於攻堅克難,攀登學術高峯的精神外,其中有一種追求真理,敢於批評的學術精神彌足珍貴。我們發現,他的許多文章和著作,都與駁正、辯難有關。1955年,劉坦先生髮表《論殷曆紀年》,他撰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閲讀了唐蘭先生《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年代問題》和陳夢家先生《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發現其中運用古代“殷歷”出現了問題,認為“兩作中之殷曆紀年,頗有未經參綜檢校之處,以致兩作所有關於殷、週上及夏代紀年之推考,諸難肯定”。他的名作,四萬四千多字的《論星歲紀年》的起因,是發現北京大學教授浦江清發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利用星歲紀年資料考證屈原生年出現錯誤,因此撰文闡述星歲紀年的源流、內容和體系。1958年他編著的18萬字左右《星歲紀年之研究》,除首章《總序》與末章《總結》外,其餘七章均條述中國曆法原理並辯駁日本學者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一書的舛誤。他還在書中指出現代著名天文學家朱文鑫《天文考古錄》中,不僅在星歲紀年問題上存在交在率等技術上的失誤,還有運用偽造材料推算年代的不當。可以説,劉坦先生獨樹一幟的年代學的名篇、名著,完成於批評和辯誤的基礎上。回過頭來再看他的《史記紀年考》,其間所體現的精神是“做溯本窮源之考核,以是正兩千年史籍中習稱之訛誤。”他的學術思想中,不輕信,不盲從,敢於批評,善於批評的學術精神,是非常寶貴的。

  圖書無言,但卻再一次證明,史學研究,需要長時間的艱苦和紮實的工作,需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需要有不懼挑戰的批評意識,要有堅強的毅力和信念。願《中國古代紀年叢考》的出版,能告慰劉坦先生地下的英靈,願《中國古代紀年叢考》的出版,能夠激勵我們在史學研究中有所作為。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古代紀年叢考》出版座談暨史學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

編輯:張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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